第A8版:理论周刊

为共赴“十五五”新征程凝聚奋进力量

本文字数:8693

  近来,广东财经大学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聚焦广东改革实践,结合经济学、管理学、法学学科特色,坚持把全会精神全面融入社科理论研究与宣传各项工作。现将部分成果摘编发布,以飨读者。

  人工智能融入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的路径探索

  朱孔武

  “十五五”规划建议对加快涉外法治体系和能力建设作出战略部署。面对全球数字化浪潮与国际竞争新态势,加快培养既通晓国际规则与涉外法律实务,又具备扎实人工智能素养的复合型法治人才,已成为提升我国涉外法治能力、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关键任务。当前,法律实践正加速向数据驱动、算法治理、跨境合规等新兴领域拓展。我国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虽取得长足进步,但仍面临人工智能素养不足、理论与实践衔接不畅、高端复合型人才紧缺等制约。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应当聚焦关键环节,遵循以下路径系统推进。

  路径一,重构“法学+”课程体系,夯实法科与数字科技融合的知识基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加强人工智能治理,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培养涉外数字法治人才,应紧扣国家战略急需,系统规划并持续建设涉外数字法治核心课程模块。以高校开设的“人工智能与法律”课程为例,其内容已从算法伦理、数据合规拓展至网络空间主权、跨境电子商务争端、数字货币监管等前沿议题,并与国际商事仲裁、数字贸易谈判等实务紧密结合,为人才成长提供必要的知识储备与思维训练。应进一步发挥政府引导作用,凝聚法学院校、司法机关、科技企业及研发机构等多方力量,在关键领域开展长期、稳定的课程资源建设与合作。

  路径二,创新“人工智能+”实践教学方法,贯通从理论到实战的能力桥梁。“十五五”规划建议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行动”,为法学教育赋能实践指明了方向。高校在模拟国际商事法庭实训中,融入数据取证、算法合规审查、跨境数据流动风险评估等任务链条,构建多领域协同的培养模式。此类实践有助于提升人才综合素养,并促进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法律服务等创新。在国家教育计划的推动下,实务部门与企业深度参与的实践项目增多,促进理论、实践与国际视野的融合,推动法学教育向全球竞争的一线实践场域扎实延伸。

  路径三,深化协同育人机制改革,提升人工智能素养教育的资源配置效率。“十五五”规划建议指出“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引育世界优秀人才”。这要求深化教育体制改革,打破高校、司法部门、科技企业及社会组织间的壁垒。建立健全协同机制、资源共享机制,以及以创新能力和贡献为导向的评价激励机制。通过创新项目制教学、举办国际联合工作坊、引入竞赛激励机制等多元路径,充分激发师生与协作各方的内生动力,从而确保优质教育资源向最关键的培养环节汇聚。

  路径四,确立实践核心地位,以问题为导向构建“学研用”贯通的育人生态。“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完善涉外国家安全机制”“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等要求。贯彻落实好这些要求,需要依靠解决实际问题的扎实专业能力。这就需要人才培养体系彻底贯彻“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的原则。具体而言,应以数字贸易、跨境数据流动、“长臂管辖”应对等现实挑战为焦点,驱动法学理论与教学内容的更新。同时,要使理论研究成果能够有效指引和深化实务问题的解决。要打造一个集系统化教学、沉浸式实训、应用型服务与全球化交流于一体的综合培养环境,贯穿人才成长全周期,着力为涉外法治工作提供坚实的人才支撑。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教授、广东省立法工作人才,广东省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副会长、广东省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副会长】


  新时代粤商义利观的再思考

  曾志辉  陆芳艳

  “十五五”规划建议将“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作为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的重要任务。这对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弘扬企业家精神提出更高要求。敢为人先、务实开放、崇信守法、爱国奉献,集中体现了新时代粤商义利观的价值内核。这一义利观正是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和弘扬企业家精神二者有机统一、落实落细的重要载体。

  新时代粤商义利观根植于岭南文化的深厚底蕴。自海上丝绸之路勃兴始,古代海洋贸易孕育了其“义利共生”的初始形态。粤商锤炼出“以义制利”的商业智慧,将“义利共生”的文化基因镌刻于血脉之中。及至近代民族危亡之际,无数粤商毁家纾难,自觉将经营实践与民族命运相联结,完成了从独善求利到兼济谋义的价值跨越。步入改革开放的春天,市场经济发展要求其向现代商业理念演进。凭借广东毗邻港澳的区位优势,粤商发扬敢为人先的精神,将传统智慧与现代商业精神相融合,在市场化竞争中恪守公平、在法治化轨道内守信经营、在国际化合作中追求共赢,形成了“义利并举”的当代商业范式。

  新时代粤商义利观蕴含着义利互济相生的辩证哲理。深刻把握义与利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是粤商在复杂市场环境中明辨方向、稳健前行的重要前提。一方面,其对立性体现为具体实践中的现实张力与价值权衡。另一方面,其统一性体现于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过程中。守“义”能建立声誉、凝聚合力,为企业赢得可持续的发展之“利”;而健康持续的“利”,又为践行更高层次的社会责任、回馈社会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从而推动“义”的落实与升华。因此,粤商须自觉运用辩证思维,树立义利共生的系统观念。唯有坚持以义导利、以利彰义,克服重利轻义或空谈义理的片面倾向,坚持义利贯通的辩证统一,在服务国家大局与遵循市场规律中寻求动态平衡,方能在更高层次上实现商业价值与社会价值的统一。

  新时代粤商义利观彰显了粤商服务大局的实践方向。践行新时代粤商义利观,须紧扣发展实际,对接广东“十五五”发展蓝图,在攻坚克难中强化价值引领。当前粤商面临技术迭代、破除“内卷式”竞争等多重压力,同时也存在路径依赖、能力短板、制度协同不足等内在障碍,这些都考验着其平衡义利的实践智慧。粤商可从三条实践路径突围。一是以创新驱动引领转型。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与绿色智能改造,在科技报国与产业报国之“义”中筑牢长远发展根基,回应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要求。二是以生态共建优化环境。要弘扬契约精神、强化标准协同、抵制无序竞争,在维护市场公平、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之“义”中拓展健康可持续之利,助力营造一流营商环境。三是以战略履责融入大局。将ESG治理、落实“双碳”行动等纳入企业成长主线,在时代之“义”中开拓发展新空间。其中,粤商出海不仅是商业价值的输出,更是向世界讲好中华文明故事;而树立促进全球文明进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正确义利观,更彰显了粤商特有的精神传承与时代担当。

  (作者分别系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国家安全与发展研究院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东财经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和该校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本文系广东省社科界“九路深调研”联合行动——广东财经大学粤商“千企”大调研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以机制创新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

  廖志伟

  文化繁荣兴盛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部署了“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战略任务,为在新起点上继续推进文化建设坚定了信心、明确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一是优化“魂脉”“根脉”相融的引领机制。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的引领机制,核心在于牢牢守住马克思主义这个魂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根脉,并通过“两个结合”实现守正创新。一方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另一方面要深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用马克思主义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丰富马克思主义。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反对无视“魂脉”的文化复古主义,摒弃割断“根脉”的历史虚无主义,并通过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实现中华文明的现代跃升。

  二是打造内容与技术的双核驱动机制。全会提出“顺应信息技术发展潮流,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当前,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催生出丰富的新应用、新业态与新载体。这就需要建立内容与技术的“双核”驱动机制,为文化繁荣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开拓广阔空间。内容为王是双核驱动机制的灵魂。技术再先进,若缺乏原创能力,便只能沦为文化代工厂。因此,必须提升文化原创能力,锻造一批深入人心的时代经典。技术驱动是双核驱动机制的引擎。要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一方面利用数字孪生、VR等技术激活文物古籍等存量资源;另一方面运用新技术,催生沉浸式体验、数字文创等文化新业态,推进文化与科技深度融合。

  三是完善全民参与的活力激发机制。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建设文化强国的关键,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必然要求。如今,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享受精神文化产品,还要通过参与文化创作生产,获得精神满足、提升思想境界。新大众文艺的兴起,正是人民参与文化创造、展示创作才华的生动注脚。要健全以创新能力、质量、实效、贡献为导向的评价制度,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广阔的文化舞台,切实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要营造良好的文化生态。开放包容始终是文明发展的活力来源。开放包容的文化生态是实现原创性创新的一个重要基础。只有以海纳百川的胸襟与各种思想文化对话交流,在交流互鉴中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才能形成开放包容的文化格局和文化气象。

  四是拓展内外互促的传播机制。激发创新创造活力是在国际文化竞争中赢得主动的必然要求。这就需要构建起内外互促联动的传播机制,提升中华文化竞争力与影响力。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提炼展示中华文明的精神标识和文化精髓,让世界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近年来,文化“新三样”(即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网络影视剧)之所以走俏海外,正是因为运用了连载、可剪辑、可操作以及参与式传播机制。这为在全球范围内实现中国文化的破壁式传播提供了有益的思路与借鉴。

  进一步看,文化的国际传播机制包含动态反馈。文化创新成果通过多元主体走向世界,赢得国际影响力。这种全球视野下的交流互鉴,势必激发深层次的文化创新力,在现代语境、世界语境中持续焕发中华文化新的生机。

  (作者系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东财经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实数融合”助力数智供应链中心城市建设

  王方方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纳入重要部署。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重要论述的科学内涵,全面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与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于加快推进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产业链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具有重大意义。对于素有千年商都之称的广州而言,建设数智供应链中心城市,不仅是重塑城市竞争新优势的战略选择,更是挺起现代化产业体系“脊梁”的必由之路。

  以“智”提效,重塑物流枢纽新优势。供应链的本质是连接。在工业化时代,连接效率取决于基建的密度。在数字化时代,基础设施的智能化水平,直接决定了供应链的韧性强度与响应速度。当前,物流枢纽的竞争逻辑已从吞吐量的比拼转向要素配置精准度的比拼。南沙港全自动化码头与“湾区一港通”模式的实践表明,基础设施的智能化超越了单纯的设备更迭范畴,有助于提升全链条周转效率、重塑资源调度体系。

  推进物流枢纽的数智化,核心在于推动物流要素从“被动运输”转向“实时感知”。无论是港口作业的自动化,还是低空经济中无人机配送的规模化尝试,都在利用“数智耦合”的新型基础设施,跨越行政区划与物理阻隔,实现“海陆空铁”多维度的智能调度,从根本上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升城市对全球资源的配置效率。

  以“数”融通,构建可信数据新空间。如果说物流是供应链的躯干,数据就是流动的血液。然而,受制于确权规则与信任机制的局限,数据要素在企业间的流动常常陷入“不敢转、不愿转”的僵局,导致大量高价值数据沉睡。广州城市可信数据空间入选国家试点,通过构建一套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的“信任底座”破局,利用“城市枢纽+产业专区”的分层架构以及将司法存证嵌入技术协议的制度创新,在技术与规则层面双向发力,有效消解了数据共享中的“信任赤字”。

  构建可信流通环境,让数据真正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当库存、订单、能耗等敏感数据在“安全空间”内实现跨主体融合,其价值便产生乘数效应。金融机构得以基于精准画像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处在产业链关键环节的龙头企业得以基于实时产能优化排产计划,进而推动广州从单纯的数据资源集聚向数据要素高效配置跨越,为供应链的数智化转型筑牢根基。

  以“链”聚势,激发产业升级新动能。供应链数智化的深层逻辑,在于重塑生产关系。当前,数字化转型正在向着产业链上下游的生态协同转变。汽车制造领域的数据协同与跨境电商领域的“小单快反”实践表明,当单纯的订单发布者转变为数字化标准的输出者,一条以数据为纽带的紧密协作网络便随之形成。这将使市场需求高效传导至生产端,极大地压缩交付周期,从根本上解决传统供应链中供需错配与库存积压的顽疾。

  广州打造数智供应链中心城市,必须放大这种场景牵引与模式输出的效应。要推动“人工智能+”从辅助环节向生产制造核心环节渗透,引导传统制造业、商贸流通业开展全链条改造,推动产业集群从地理空间的物理集聚向基于数据连接的数字集聚转型,推广柔性制造、反向定制等新模式,构建起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对全球市场反应敏捷的产业生态体系。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科研部部长、教授。本文系广州市商务局委托项目“广州建设数智供应链中心城市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深刻理解“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邓先珍 李鹏远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必须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必须以苦练内功来应对外部挑战。这不仅是对投资理念、方向和重点的优化,更是对发展导向的一种新概括、新部署、新要求。

  “投资于人”进一步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本质的理论。人不仅是手段,更是目的。马克思主义的“人”是在具体社会关系中从事物质生产的现实主体,当然不是费尔巴哈式的抽象的自然人。“投资于人”牢牢地镶嵌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现实性的社会关系里,着眼于从事物质生产的人,目的是进一步释放人的本质力量,将社会关系转化为解放人、发展人的现实力量。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强调的是具体、鲜活、现实的个体的发展。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创新劳动关系认定标准、推进教育公平,这些制度层面的安排,为每个人的全面发展筑牢了价值基础。在新时代,数字人才培育计划的落地、劳动教育的加强、新型职业农民的培育,持续拓展着人的全面发展的空间。“投资于人”以提升社会劳动生产率为现实着眼点,更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的,实现了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

  “投资于人”是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素质提升与潜力开发。通过完善终身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扩大普惠性教育医疗资源供给、健全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网络,构筑赋能型社会支持系统。实施专项技能提升行动,聚焦数字经济、先进制造等重点领域,培养高技能人才,强化人力资源开发对产业升级的支撑作用;健全按要素贡献分配机制,激发劳动者内生动力;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缩小城乡、区域、群体间发展差距。这些举措既通过增强居民消费能力畅通国内大循环,又借助人力资本积累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瓶颈,更通过促进社会公平夯实共同富裕根基,最终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中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形成人力资本提升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更加紧密结合、相辅相成。“投资于物”是建设基础设施、更新机器设备、夯实物质技术基础的过程,是实物资本直接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的进程,通过创造就业、提升公共服务水平为人的发展提供现实条件。“投资于物”是对劳动对象与劳动资料的持续完善,使“有目的的活动”得以在更高水平上展开,构成了推动社会关系演进与人的发展的客观物质前提。

  “投资于人”是对人的创造性潜能的现实化。基础科学的突破和关键核心技术的攻克,既需要投入大科学装置、研发平台等硬件设施,更需要培养战略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卓越工程师、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形成“物”与“人”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既需要投资于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又需要通过人力资本投入提升劳动者适应新技术、新业态的能力,实现产业链与人才链的精准对接。

  总之,作为一种新型生产力的构筑模式,“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是唯物史观在当代的生动运用,是其理论内涵的深化与拓展。

  【作者分别系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东财经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和该院硕士研究生。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马克思规范性理论视域下现代虚无主义演化及其批判研究”(21BZX027)阶段性成果】


  以高水平安全护航广东高质量发展

  何 珍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列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以“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为主要目标作出重要部署,为构建新安全格局提供了根本遵循。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既是防范化解风险、赢得发展主动的现实需要,更是保障经济行稳致远、服务全国大局的使命担当。

  以“稳中求进”筑牢安全根基。“稳”是“进”的压舱石,为发展锚定安全底线;“进”是“稳”的发动机,为安全注入持续动能。“大方向要稳,方针政策要稳,战略部署要稳,在守住根基、稳住阵脚的基础上积极进取”。做好今年经济工作,要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将“坚持守牢底线,积极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风险”作为重点任务,进一步丰富了发展与安全辩证统一关系的实践内涵。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处于发展前沿,面临的风险挑战复杂多变。一方面要筑牢“稳”的根基,增强发展确定性。健全金融风险防控体系,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保持制造业比重基本稳定,强化粮食、能源资源等领域安全保障,以广东的“稳”更好支撑全国大局。另一方面,要激发“进”的动能,依靠创新驱动发展新质生产力。立足制造业当家战略,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创建更多“粤字号”知名品牌,以稳中求进、提质增效推动“十五五”实现良好开局。

  以“内外联动”拓展安全空间。统筹内与外,是观察发展的重要视角,也是推动发展的重要方法。“内”是根本依托,关乎国内大循环的畅通、内生创新动力的培育;“外”是重要维度,关乎国际经贸规则的衔接、全球风险挑战的应对。活力源于开放,安全要在开放中动态构建。全会作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的战略部署,为广东构建内外联动的发展和安全格局明确了方向。一是开放层次向制度型深化。利用多个自贸试验区和重大合作平台的叠加优势,在数据跨境流动、知识产权保护等领域率先对接国际规则。二是开放领域向全方位扩展。加快职业资格互认、标准共通、监管协同,促进人才、资金、技术等要素高效流动。三是开放质量向创新型提升。做优做强跨境电商、数字贸易等新业态,支持企业“品牌出海和技术赋能”双轮驱动,构建以内促外、内外联动的协同格局。

  以“防治结合”提升安全效能。高水平安全要求从被动防御转向主动构建,实现“防”与“治”的整合。“防”是见微知著,重在未雨绸缪。“治”是立足当下,旨在化解风险。一方面,抓实“防”的任务。树牢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依托“数字政府2.0”建设,构建全域覆盖、多层联动的数据流通“一张网”;借助实时数据监测与智能预警,提升风险感知力。另一方面,谋实“治”的布局。关键在于构建现代化安全治理体系。坚持依法治理,确保风险应对在法治轨道上运行;强化专业队伍矩阵,实现从“分散作战”到“体系作战”的升级;推动智慧赋能,打造“智慧应急”平台,治理模式实现向人机协同转型。要以“防”为“治”赢得主动,以“治”的成效检验“防”的水平,构筑以防强基、以治增效的安全屏障。

  (作者系广东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广东财经大学研究基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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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日报理论周刊 A8为共赴“十五五”新征程凝聚奋进力量 2026-01-06 2 2026年01月06日 星期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