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就认定共产党很能干”

　　年龄

　　106岁

　　入党时间

　　1939年

　　党龄

　　87年

　　曾任广东仲恺农校（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前身）党委副书记、副校长

　　青春对话

　　青年朋友们，你们生逢盛世，更要勇担使命。要心怀家国、坚定信仰，把个人理想融入国家发展：要勤学实干、不畏艰难，在奋斗中锤炼本领：要坚守初心、爱国爱党、永葆热忱。愿你们以青春之名，不负时代、不负韶华，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征程上绽放光彩！

　　1920年7月，我出生在广东梅州兴宁县。时逢战乱，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但家里还是尽力供我上学。

　　全民族抗战爆发后，我就读的中学曾遭到日寇的轰炸，一枚炮弹落在了远处的教学楼上，我虽然幸免于难，但看着昔日学习的教室被炸毁，心里悲痛万分，又恨又恼。

　　当时，县里有共产党员组织年轻学生募集捐款支援抗日前线，并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我渐渐地受到了影响。与此同时，我也了解到彭湃、方志敏等共产党员的革命事迹。“他们很能干，可以带领中国走下去”，这是我对中国共产党的第一印象。

　　就在我立志追随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国为民奋斗之时，我接触到了一位党员同志。在他的介绍下，1939年3月，19岁的我填写并递交了入党申请，4月便被通知去开会。当时迫于形势，吸收青年党员的过程是秘密进行的，党组织暗中考察，成熟一个吸收一个，甚至没有一个正式的入党宣誓仪式，但我们的决心都是很坚定的。

　　电刑之下没透露任何情报

　　入党之后，我经历了从稚嫩到成熟的蜕变。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我一次不落地参加党的组织生活，除了学习纪律规矩，还会学习开展具体工作的做法、革命斗争经验，非常充实。平日里，我积极宣传党的抗日方针，带领进步青年，通过下乡义卖、参加舞狮队进行筹款等方式，组织领导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经过最初两年党的教育，我确立了革命的人生观，坚定了共产主义理想。我冒着随时可能暴露的危险，到处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救国救民宗旨，带领群众参加抗日救亡运动。

　　1941年，我离开梅州去广西上大学，仍然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后来，由于暴露了身份，1947年我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入狱。在狱中，我反复被恼羞成怒的敌人施以电刑、老虎凳等酷刑。但我始终没有透露敌人想知道的任何情报，用强大的精神意志实践了自己对党的誓言。坚持了10个月后，我终于被营救了出来。

　　曾经有一段时间，我作为地下党，要隐姓埋名，秘密执行任务。当时最难过的并不是怕被敌人发现，而是与党组织失去联系，这才是最难熬的。没有党的领导，心里就没有底，感到很不安。

　　带妻女到荒山野岭垦荒建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了实现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温饱的理想，我放弃了在广州的安定生活，于1955年带着妻子和两个幼女去了当时还是荒山野岭的英德黄坡，带领工人们垦荒建场。四年多时间里，我们建立了当时全国少有的现代化畜牧场、罐头厂，为国家提供了大量农副产品。后来，农场受到了省里的表彰。

　　1974年暑假，我调往广东仲恺农校（现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兼畜禽场场长。我与学校其他领导一起，为学校办学竭力奔走。我明确提出以教学为中心，认真抓好基建、教学仪器设备购置、校舍房屋维修，整顿校园秩序，努力为学校和学生做好工作。

　　“逆境也是考验党性的时候”

　　离休后，我坚持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余热。只要国家和人民遇到了困难，我总是内心难安，想方设法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兑现一位老党员的承诺和担当。

　　2003年，学校关工委在全校发起成立“扶贫助学”基金会，我大力支持并带头捐款1000元，同时还承诺每月捐款100元，到2012年下半年又把每个月的捐款金额提高到500元。对一些有特殊困难的学生、患病的学生，我总会出手相助。20多年来，我累计捐款10多万元。2006年下半年开始，我资助了甘肃山区的一位民办教师，除了每月寄去100元外还保持书信来往，鼓励他安心教学。直到这位老师的儿女成年，家庭经济得到改善后，才停止汇款。

　　在党87年，我经历过曲折坎坷，始终无怨无悔，忠心不变地跟随共产党。不管再苦再难，想想那些牺牲的同志，我对一切波折都能坦然接受。我认为，逆境也是考验党性的时候，我始终按照党的要求，按照合格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清正廉洁，人不愧心，便是安然。

　　（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刘晓星 图/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高鹤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