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有什么英雄，就是觉得该干”

　　年龄

　　104岁

　　入党时间

　　1938年

　　党龄

　　88年

　　曾任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第六团政工队队长、中共阳江县路南区委书记等职

　　青春对话

　　年轻真好，你们有的是时间，有的是力气。只要有理想，敢于拼，就没有走不通的路。我相信，你们这一代，一定能跑出一个更好的中国。加油！

　　入党宣誓那天的情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那是1938年，我16岁。宣读完入党誓词后我很兴奋，当天大半夜，我悄悄跑到街上，真想大喊一嗓子“我入党了”，可我知道那会儿不能说。那天夜里，尽管我只穿着一件单衣，但心里是热的，一点都不觉得冷。

　　一两黄金“结婚钱”交给党组织

　　我老家在阳江，家里穷，初二没念完就辍学了。那会儿我常常问自己：将来怎么办？好在有个要好的同学，我俩都喜欢看进步书籍，越看越觉得心里亮堂。1937年，有位从广州来的同志到阳江开展革命工作，带来了新思想。我第一次深刻感受到，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心里一下子有了方向。

　　当时，阳江的抗日救亡运动热火朝天。第二年春天，我加入了广东青年群文化研究社阳江分社（即“青年群社”），这是党领导下的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大家聚在一起读书、讨论、宣传抗日。后来我又考进了妇女干部训练班（后来改称为妇女宣传队、妇女救护队），团结同学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到街头、到乡村去宣传抗日。也正是在那一年，16岁的我正式入了党，把自己交给了党组织。

　　1941年元旦，我和战友陈国璋结了婚，他也是一名有着坚定信仰的同志。结婚前，他以结婚为由向家里要钱，祖母给了他一两黄金。他没犹豫，直接把黄金交给了党组织，用来办农场。我们的婚礼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一位工友杀了一只鸡，买了几两白酒，这就是全部。新房里的棉被连被套都没有，就是光板棉胎。可我们心里是甜的，革命就是我们的家。后来，我们一起到阳江、阳春、新兴等地从事革命工作。

　　几年后重逢孩子喊“妈”我心里像针扎

　　1945年，组织里的一位同志不幸被捕，敌人对他严刑拷打，他一个字都没说。核实到同志被捕的消息后，为保护党组织，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起灶烧火，烧了整整半夜的文件。那些都是党组织的机密资料，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后来，组织安排我撤到阳春，可我儿子还没断奶，我只能狠下心把他交给老人带。等我再见到孩子时，他都快六岁了。他怯生生地喊了我一声“妈”，当时我的心里像针扎一样地疼——可没有国，哪来的家？

　　1949年春天，我怀着六个月的身孕，带着不到100人的武工队，跟600多个敌人周旋了三个月。那时候身子重，行动不便，但敌人不会因为你怀孕就手下留情。我们一边打一边撤，一边寻找战机。最终，我们把敌人三个连都打跑了，接管了路南地区十个乡镇。在阳西上洋镇那边，老乡们到现在还会讲我“三打上洋”的故事。

　　还有一次，敌人想“和平解决”，我不答应，逼他们缴了枪。他们的头目把一支手枪交到了我手里，加上我自己的左轮手枪，我有了两支枪。乡亲们从此叫我“双枪女英雄”。说实话，哪有什么英雄，就是觉得自己该干。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曾在多个岗位工作过，继续为党为人民服务。从广州市妇联离休后，我闲不下来，又开始抢救党史资料，还撰写了《五羊巾帼》《莫江英姿》等几本书。我想把那些牺牲的战友和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不能让后人忘了他们。年纪大了，我很怕有一天自己会忘记曾经的经历，就想着赶紧写下来，让大家都记得。我也经常写回忆录，一笔一画地写，写到动情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孩子们应该知道脚下的土地经历过什么

　　书写完了，但我觉得还不够。书放在书架上，不被人翻，那些故事就还是死的。我想让更多人读到它们，特别是家乡那些年轻的孩子——他们应该知道脚下这片土地经历过什么。

　　2024年，我给老家阳江捐了600多册图书及书画、照片。跟家乡的孩子们视频通话时，看着一张张稚嫩的小脸，我就想起自己小时候。我对他们说：多读书，路才走得远；记住过去，才知道往哪走。孩子们点头，我心里也踏实了。人老了，不能给国家出大力了，但能尽一点心，我也高兴。

　　我能活到这么大岁数，不仅看到了革命胜利、新中国成立，还看到了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真是打心底里感到欣慰，感觉这一生真的非常值得。

　　这一辈子，我唯一的愿望就是——子孙后代继承前人志愿，努力奋斗，为国为民再立新功。（文/广州日报全媒体记者杨朝露 图/广州市妇联提供，除署名外）